当地民政部门曾想让她放弃监护权,这样他们就能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但袁厉害不愿意,“和孩子都有感情了,舍不得。”事故发生后,当地民政局决心采取三条措施保障并提高袁厉害所抚养孤儿的生活质量。
这说明,遇到实际问题,也并非是没有解决办法的,关键是制度的执行需要责任、决心和感情。
我们更需要反思的是,在当地老百姓、医院甚至110捡到孩子,都会送到袁厉害的家中,这是为什么?在一定程度上,当地福利院的不足,公益救助的不及时,一步步地将袁厉害和那些弃婴推到了火坑边。
弃婴“命若垃圾”,是文明社会之耻。兰考的这次火灾敲响警钟: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均应多一些作为,改变草根慈善的原始状态,共同给孩子构筑一个温暖的巢穴。这些可怜的生命被亲人所弃已是大不幸,不能再被文明社会所遗弃。
2、“如果有社会组织给他们送去水、食物和御寒衣物,他们或许不会死。”11月19日,广东省广州市的市中心办公楼里,广州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李森为3天前5名流浪儿童的意外死亡扼腕叹息,尽管事件发生在距离广州千里之遥的贵州省毕节市……
11月16日清晨,5名身份不详、10岁左右的男童,被发现死于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环东路人行道路边的一处垃圾箱内。警方初步分析得出结论,5个男孩可能是躲进垃圾箱避寒,窒息“闷死”。尸检结果显示,5名男孩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其死亡垃圾箱内尚有用木炭生火取暖的痕迹。
面对5个无辜儿童的死亡,人们开始追问寒冷冬日,孩子们流浪之时,父母在哪里?找不到父母时,社区在哪里?政府在哪里?矛头的最前端,是主管庞大繁杂社会事务的民政部门。
根据去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理想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机制应当是“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负责、社会参与”。
但在现实操作中,这种工作机制由于牵涉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较多,实际运行起来困难重重、效率不高。
张传文认为,毕节流浪儿童之死,问题的根源出在“谁来发现流浪儿童”这个环节上,“他们在这个片区生活了也有段日子了,怎么就没人给送去救助站?”在张传文看来,只要孩子被送到民政部门主管的流浪儿童救助站,问题应该就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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