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部共建”以来大学和地方政府之间纠结的利益关系是重要因素之一。部属高校要扩大规模、提高软硬件水平、解决教职工福利等，须仰仗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土地支持。作为回报，高校在安排招生计划时向所在地倾斜。重点大学的教育资源成了高校和地方政府利益交换的筹码。

    殊不知，重点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性重点高校，举全国之力而建，享用的是全国的财政资源，政策待遇、办学条件和学科力量无不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本着公共财政惠及全民的原则，重点大学有责任、有义务为全国各地培养和输送人才，而不应沦为所在地的“自留地”。更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重点大学的地域分布极不均衡，大城市里高校扎堆，欠发达地区则寥寥无几，重点大学“本地化”无疑将牺牲欠发达地区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带来更多的教育不公平。“风物长宜放眼量”。从根本上扭转这一现象，地方政府和重点大学都应深味此言。高校云集，必然带来人才汇聚，资金涌入，进而为当地可持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这本身就是对地方的巨大贡献。同样，支持属地高校发展，是地方政府的应尽职责。“创建世界一流高校”不是一句口号。以开放的胸襟，海纳四方英才，确保生源的多元化，是大学发展的基本要求。汲汲于眼前利益，自锢于一地，发展就无从谈起。重塑大学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仅靠两者的自觉还不够，需要有关主管部门和高校积极构思，拿出合理可行的刚性制度，更需要向社会公开制度设计的考虑并主动吸纳公众意见。比如30%的比例据何得出，还应将哪些因素纳入考量范畴，招生比例由谁制定、由谁审核等等。

    “全国重点高校”的名至实归，任重而道远。这一进程有赖于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全社会的关注。

    6.在2008年教育界对改革开放的全面回顾中，一批在教育体制改革之初十分活跃的教育家概括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教育有两个特点，一是“发展大于改革”，二是“单纯财政视角的发展”。其中，学校为弥补经费不足搞起五花八门的经营创收、政府千方百计解决拖欠农村教师工资之类的新闻，有着只属于那些岁月的鲜明印记。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从那时开始农村在“跨越式发展”中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大招生八年，在校生规模差不多增加了五倍。政府的教育投入一直在相对较低水平徘徊，还能让教育如此大发展，令很多外国人惊奇又羡慕。只是这种靠民众垫钱和银行贷款实现的教育数量规模上的“大跃进”，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教育的品质——包括教育质量、教育公平为代价的。

    说起教育不公平的由来，杨东平一再提到上世纪50年代确立的等级化学校制度。那是中国工业化初期，国家为集中力量办好一小批重点学校，把基础教育的功能定位在向上一级学校输送拔尖人才。这个与义务教育理念截然不同的定位，自然把小学升初中以及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变成了“小高考”。1986年实行义务教育制度以后，这种做法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不复存在，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举办的面向每一个适龄孩子的强制性教育。然而至今，少数“优质学校”与大多数普通学校甚至薄弱学校并存的格局仍没有改变。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杨东平认为，这成为一个继续深入推进教育公平的标志。对国家而言是理念上的一次变革。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的教育奉行国家目标至上，视个人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为此个人的一切都可以改变乃至牺牲。如今，教育的两种功能得以彰显：既通过培养的人才兴国，又使人全面发展、关照民生。对学校而言，则意味着构建一种全新的“以人为本”的教育，强调体现“以每一个学生为本”，即“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的学生”。同时教育需要人性化和个性化，即所谓“因材施教”。

    据杨东平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产业化”思路下，教育规律、教育价值被强势的经济话语、商业逻辑挤压，均暴露出教育公平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精英教育价值取向，将高等教育置于教育的重心，将城市置于资源配置的重心，倾向于维系城乡之间、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之间的“二元结构”，这些诱发教育不公平的价值特征在如今的教育政策制定中仍具有极大的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