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身自好才能保住饭碗

　　在日本，公务员是一个稳定、很难被炒鱿鱼、能够正常休假的职业，成为一个公务员是不少人的梦想。不过，公务员必须遵守的义务和各种清规戒律，迫使日本公务员必须洁身自好，否则就会丢掉饭碗。

　　日本法律规定不能随意裁减和解雇公务员，但是如果公务员一旦触犯法规、违反纪律，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日本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处罚也有明确规定，根据公务员违反法规的行为，主要有免职、停职、减薪和警告等4种处罚。神奈川县一所中学的一个老师与校长等同事吃饭，喝了5杯白酒及啤酒，后来在骑轻骑回家的路上被警察查出饮酒驾车，被罚款20万日元。事情败露后，神奈川县教委对这个教师给予了免职处分，同时对与该教师一起喝酒的校长给予了警告处分。此外，福岛县一救护车工作人员晚上值班时打盹，接到出车指令后没有醒来，出车晚了将近8分钟，结果造成送到医院救治的患者死亡。事发后，虽然无法认定死者与救护车出动晚的因果关系，但福岛县相关部门决定对有关的8名救护人员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根据有关规定，日本的公务员必须遵守上司的命令，保守秘密，不准举行罢工，不许参加政治活动，不许饮酒驾车和斗殴打架等。

　　强力反腐造就清廉之国

　　新加坡政府在国际上享有廉洁的美名，被公认为是“最少贪污的国家”之一，贪污也成为全社会所不齿的“过街老鼠”。但其今日的卓越并非一蹴而就。

　　早在1952年，新加坡就成立了独立运作的贪污调查局(CPIB)。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直属总理公署，局长只对总理负责，不受其他任何人的指挥。调查局官员的权力有严格的法律保障，其工作程序也有详尽的法规规定以确保依法行事。调查局在收到合理的指控、可靠信息或存在合理怀疑的前提下，可独立行使调查权、强行搜查权、无证逮捕权以及对文件物品或财产的查封扣押及限制转移财产等特殊权力。此外，秘密调查权也使调查局可自行立案调查政府高层，不受其他国家部门的干涉。

　　1986年，时任国家发展部长的郑章远，因涉嫌受贿受调查局调查。郑在调查中否认受贿，并试图与调查局人员讨价还价和求助李光耀以图了结。最终，郑选择了自杀，“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2005年，在慈善机构国家肾脏基金前执行理事长杜莱起诉《海峡时报》记者的诽谤案中，庭审牵扯出杜莱高达60万新元的年薪及其各种管理弊端。丑闻的曝光掀起轩然大波，公众因感觉被欺骗而愤怒。庭审次日，有3800位基金会的捐赠者取消捐赠。杜莱也最终因两项触犯防止贪污法令的控状被判罪成，于2008年入狱服刑三个月。

　　公共利益高于个人隐私

　　在美国，“当官”算不上什么好差事。在美国担任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必须回答一份“隐私”调查问卷。整份问卷长达7页，包含63个问题，涵盖了从家庭成员信息、个人网页、博客到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曾被卷入的法律纠纷、负债状况等各方面情况，就连同居伙伴的姓名和联络方式都不放过。这份“隐私”调查问卷，没有给官员更多的余地：要么公开，要么就去做一个普通的公民。

　　在1965年通过的《政府官员及雇员道德操守准则》的基础上，1978年美国国会颁布了《政府行为道德法》，正式确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要求各类高级官员和配偶以及子女如实申报自己的财产和收入情况。

　　申报财产范围几乎包括了所有生活领域：财产及其收入、买卖交易、馈赠、补偿、旅行、债务、政府工作之外的兼职收入，就连自家生产的粮食和饲养的牲畜也要申报。

　　作为打击腐败的利器，美国联邦调查局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联邦调查局专职调查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行为，不受行政管辖和地域的限制，有权对包括政府官员贪腐在内的200多种犯罪活动进行调查。其反腐败的绝招中，有一个叫“sting”(死叮)，就是故意派人去诱引腐败，看上不上钩，一旦上当就实施抓捕，此外还采用模拟犯罪的方式考验和诱惑有嫌疑的政府官员。据说联邦调查局每年在国内平均发起300多起“死叮”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