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招警申论热点：把“幸福”当成公共政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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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倾斜不等于“幸福倾斜”，还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升民众幸福感受，让公共财政政策更有的放矢

　　经济学中有一种假设，认为“收入=效用=幸福”。其理论内涵为：理性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在追逐“效用最大化”。民众收入越高，可拥有和消费的商品组合也越多，由之获取的效用便更大，自然应当更幸福。

　　然而，这种貌似完美的逻辑，却被多国的发展实践无情击破。有调查显示，从1958年到1991年，日本的人均GDP增长了6倍，而平均的生活满意度却几乎未曾改变。1946年至1991年，美国人均收入从1.1万美元增至2.7万美元，幸福指标反而小幅缩水。据此，经济学家伊斯特林进一步验证出居民收入与幸福度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于1974年提出著名的“收入—幸福悖论”。

　　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2012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更达到24565元，较2001年的6860元大幅增长了258%。同时有相关调查显示，中国民众生活满意度从2002年的5.27升至2007年的5.82，之后又缓慢回落至2010年的5.58。尽管基于“自陈报告”的统计研究的信度与效度尚待优化，但民众的主观幸福并未与经济增长同步提速，确是事实。

　　民生幸福与经济增长的“二律背反”使得人们开始对“幸福经济学”产生了兴趣。诺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就曾指出，“不管经济学如何发展，她最终要回答的是人类如何才会幸福的问题”。但是，将幸福的“软概念”嵌入经济学的“硬体系”，并非易事。好比“天气”需借助温度、风力、颗粒物等多重客观指标给予表述，幸福也应由多元可观察、可测量的元素组成。